在经历了5年漫长的讨论后，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终于像初生婴儿呱呱落地。对于方案的优劣，恐怕一时尚难有一致的看法。不过，有不少人认为，医改方案的制定过程其实是一笔更大的财富。“看了征求意见稿，我们很难说到底是所谓政府主导派胜了，还是所谓市场主导派赢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民意在决策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一位参与者说。

过去5年，医改的讨论在超乎寻常的开放中进行，各界参与决策的热情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形形色色的观点、看法见诸于各类媒体，长期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不断的辩论甚至催生了两个公开的持不同意见的学术派别。

医改专家顾昕说，过去很多决策制定中，专家学者的角色常常是注释者——领导已经拍了板儿，作了决定，你来寻根据典证明是对的；而在医改方案的制定中，专家学者成了真正的参与者——在决策前就可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言之成立，官方还会给予充分的重视。他相信，这种位置变化是百姓之福。

其言不虚。从2003年开始，国务院研究中心发表“中国医改不成功”的报告，揭开本轮大讨论的序幕，其后无数人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就医改成功与否、不成功的原因及表现、中国医改的未来之路等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最终形成了强调政府主导、医疗公益的观点和主张市场主导、自动平衡的理论。双方辩难成为一大奇观。

事实上，医疗体制改革乃是世界性难题，没有哪个国家找到了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美国有美国的路子，英国有英国的办法。只是无一例外，都是喜忧参半。前者号称效率高但成本巨大、公平性低，后者公平性、可及性固然可称道，但效率低下，浪费不浅。在如此艰难的问题前面，汇集民智、问策于民应该是上上之策。政府此次也是如此做的。

没有公开信息说明，这种高调姿态的信心来自何处，但是它确实成为了一个可圈可点的样板。一方面，有关机构没有文过饰非做鸵鸟，而是坦然承认问题的存在、民生的艰苦；另一方面，它积极的调研，寻找问题的根源，并能够允许异议的存在和自由表达。

可以俯拾的例子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专门开辟了《我为医改建言献策》专栏，共收到意见建议1500多条，来信600多封；而卫生部则多次组织持不同意见的研究人员面对面打擂，阐述自己的理论，有关官员则台下旁听。正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者李玲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所说，“发动全民参与医改方案制定，是中国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充分体现了政府决策的谨慎、科学和民主。”

需要再次交代的还有，2006年6月30日,中国就决定成立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卫生部牵头、16个部门参加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研究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这也是尊重各部门意见的表现。医疗体制改革不只是卫生行政部门的事，当然也要兼听各机关的看法。

这种民意化在去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就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政府卫生投入机制、医疗保障制度、发展非公医疗机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等问题开展专题讨论。同时，还委托世界卫生组织、麦肯锡公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9家国内外知名机构，开展独立平行研究，并通过召开研讨会收集国外先进经验及国内有益尝试。

医改专家刘国恩说，他“非常幸福参与到这么伟大的实践中”去，也为社会进步到如此感到兴奋。“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们达到的高度。”他告诉记者，有一个比利时的教授听说中国的医改有两个公开的派别，而且还可以在媒体上公开辩难，当即表示不信。“这个比利时的朋友说，即便在比利时，这种公开对立的程度也很难达到。他可以公开表示对任何问题的异议，但很可能会因此失去下个学期的工作合同。”刘国恩则没有担心。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卫生部的做法，得到的待遇是“请刘教授多到我部喝咖啡，再多看看我们的做法”。